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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苦難的烈焰中涅盤--關于路遙與申昜的回憶

2014-02-05 09:28:01 作者:africo 來源: 網友評論 0

曹谷溪
    路遙,因他的小說《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所獲得成功,譽滿天下。許多朋友在文章中寫到了自己與路遙的交往,或者對路遙的關懷,支持和影響。但是,在路遙 的生命里程中,有一個非常關鍵、非常重要的人物,且鮮為人知。這個人叫申昜。七十年代初期,他先后擔任延川縣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和縣委書記。我敢說,如果沒 有這個有膽略、有遠見敢于堅持正義的黨員干部,路遙在八九十年代的故事也許不會發生,他的人生履歷將會是別樣的內容!在那個瘋狂的年代,在延川縣上初中的 路遙,也瘋狂地在延川中學的校園里,扛起“紅色第四野戰軍”造反的大旗。當時,他的名字不叫“路遙”,叫“王衛國”。本派的戰友尊他為“王軍長”;而對立 派都把他叫成“王喂狗”。在延川縣城的一面墻壁上,筆者曾目睹過這樣的大字報:打跨“黑四野”,勒死“王喂狗”!1968年,延川縣的兩派群眾組織實現了 “大聯合”。18歲的路遙竟擔任了新生的“紅色政權”——延川縣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不經意所獲得的東西,往往會在不經意中悄然消失。老實巴結的王玉德老 漢還不知道自己已經成了“縣長”的老子。路遙的這個職務已不復存在。更可怕的是:就在這個時候,延川縣革委會核心小組就“白振基參加武斗致死,涉嫌王衛國 一案”引起激烈的爭論。 在那個時代,全國范圍的實行軍事管制,各級黨政機關的第一把交椅上坐著的都是軍隊干部。就是這個“小組”,掌握著這個縣的黨、政大權,所有的刑事案件,都 由這個小組拍板定案。王衛國涉嫌命案,發生在一次大型的武斗之中。1968年3月17日,延川縣“四野”和“司令部”兩派200余名武斗人員,在賀家灣公 社五華里開闊的山塬上,遭遇了激烈的槍戰。司令部一派損失慘重,包括“作戰部”部長白振基在內,死亡四人,重傷兩人。應該說:這是一幕歷史的悲劇!有資料 證明:白振基1935年參加革命;1936年至1945年,先后為中國工農紅軍一軍團二師特務隊戰士、115師工兵營指導員、山東菏澤游擊隊、黃河支隊十 一團四連指導員;1947年任固安縣安太自衛軍營長;文革前,任中共延川縣委常委、財貿部長;文革中,他懷著忠于毛主席,誓死捍衛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赤膽 忠心,參加了“延川縣革命造反司令部”,并擔任了這個群眾組織的武斗部隊“作戰部”部長。這位老紅軍戰士、老干部,在革命戰爭年代曾兩次在戰場負傷,在建 國后的地方工作中,他又做了許多對黨和人民有益的工作。他的死,在延川縣的廣大干部與群眾中,引起如何巨大的義憤,可想而知。……此刻,延川縣革命委員會 核心小組副組長,革委會副主任申昜同志,面色冷峻,神情專注地傾聽著公檢法軍事管制組領導同志“關于白振基參加武斗致死,涉嫌王衛國一案”的案情匯報和與 會同志激烈的爭論。白家塬“武斗”的槍聲在天黑時才停止。夜幕中,雙方武裝力量撤離戰場。身受重傷的白振基和他的警衛員井某兩人留在山上。前半夜,兩人躺 在一起還能拉話;后半夜,井離開白向前爬行二、三十米,再無力爬行,就地躺下。此時,再喊白,已無回音。第二天早晨,“四野”武斗隊清理戰場時,由王衛國 等人將白振基推進山水沖開的“天窖”,并向天窖又開兩槍……有人認為:3月18日的早晨,白振基的死與活著是這個案子的關鍵,“后半夜”他的警衛員井某獨 自向前爬二三十米,喊白已無回音。由他證明白還活著,不能認可。有人認為:白振基即便已死,將尸體推進天窖,屬破壞尸體,應以法逮捕王衛國!兩種意見,互 不妥協。其實,坐在軍代表、核心小組組長、革委會主任馬志亭身邊的申昜同志,也是剛剛走出造反派的“牛棚”,來延川縣工作的時間并不很長。但是,他對這個 縣文化革命的情況卻非常了解。開先是學生與學生之間的辯論、吵嘴打架,逐步發展成有工人,農民和縣、社黨政干部參加的跨地域的“武斗”團體。延川兩派的武 斗指揮,都是解放戰爭中擔任過營、團級職務的軍轉干部。武器裝備已遠遠超過了當年的紅軍隊伍。他們不僅擁有了“五四式手槍”、“半自動步槍”,而且還有了 機關槍和大炮……憑著一個共產黨人的良知,傾聽核心小組會上的激烈爭論,申昜同志的眼睛濕潤了:他為白振基這樣有著光榮歷史的老黨員、老干部的不幸,而痛 心和悲哀;也為王衛國這樣僅有十八歲的青春年華而珍惜和關愛。我想,現在的許多讀者,恐怕很難理解申昜同志,此時此刻的情感世界正處于如何劇烈矛盾之中! 一個人的死亡,是生者的不幸。面對白振基同志的遺物、遺像,他的妻子、他的兒女,會有怎樣的感慨和企盼呢?文革中的“派性”像濃霧般彌漫著這座古老而純樸 的小縣城的早春寒月,幾乎沒有人追溯:是誰導演了這一幕驚天動地的“時代悲劇”,卻要將自己滿腔的義憤發泄在一些具體的事件和人的身上!申昜同志從公檢法 軍事管制小組“關于白振基死亡案件”的案情報告和與會同志的爭辯中感到了自己的責任重大。
    沉默多時的他,終于講述了自己的意見。他語氣平靜地說:這個案件,有兩個關鍵。一,三月十八日早晨白振基已經死亡還是活著?白振基的警衛員井某證明:前半 夜他倆躺在一起,還能拉話,后半夜,井某獨立向前爬行二三十米,再喊白振基已無回音。而就他一個人執意證明白振基還活著,很難認可。井鳳龍作為白振基的警 衛員,為什么要在后半夜撂下白振基,獨自一個人向前爬行二三十米?說白振基此時已經死亡,一個年輕人不敢和死人躺在一起,這僅是推測,也不足為證。這天早 晨,“四野”武斗隊清理戰場,由王衛國等人將白振基推進天窖,這是本案的第二個關鍵。客觀地說,文革發展到“武斗”階段,學生中的造反派頭頭,已經失去或 者削弱了他們在武斗中的“決策”位置,學生們已經不是武斗的主力。武斗隊伍行軍是很長一串子,不可能一齊到達白振基跟前。是誰最先發現白振基的?是誰動手 將白振基推進天窖?是誰向天窖開了兩槍?驗尸時有無槍傷?此案的兩個關鍵問題都沒有弄清楚,怎么就可以逮捕王衛國呢?建議專案組重新調查。申昜曾對我說 過,當時的軍代表、縣革委會核心小組組長、革委會主任馬志亭是一個非常正直、善良的軍人,他和我在工作中的配合都非常默契。延川縣革委會核心小組,根據申 昜同志的建議,對“白振基參加武斗致死,涉嫌王衛國案”做出了重新復查的決定。這是1970年2月,背山上還殘存著冬天的冰雪,陽坡上的春草已破土而生! 后來調查的結果是:白振基在三月十八日早晨已經死亡,將白振基尸體推進天窖也與王衛國無關,此案了結。終于,免除王衛國的這一場冤獄之災!應該說,那時候 的申昜并不知道那個“王衛國”,會成為以后的“路遙”,更想不到他會是“矛盾文學獎”的得主。 1970年,路遙“涉嫌武斗中致死命案”雖然了結,但縣革委會副主任的職務卻不存在了,像在自己的中篇小說《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樣,從縣城回到了那個 名叫“郭家溝”的小山村。路遙在“仕途”的失落,喚醒了他潛藏心底的“作家夢”。延川縣是一個土地貧瘠,文化落后的偏僻小縣。1956年成立了“延川中 學”,三個初中班招收180名學生,可是,這個縣達到錄取分數線的考生只有115名,只好從綏德考區調撥65名,我就是其中的一名。在這個縣,我有幾件事 勘稱第一:第一屆延川高中的畢業生;第一個“全縣文化水平最高,烹調技術最低的炊事員”;第一個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的會員……早在1965年我就出席了 “全國青年業余文學創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受到了周恩來總理、朱德委員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大概就是這個原因,想圓“作家夢”的路遙,執意要 和我結成朋友,拜我為他的老師。路遙以后回憶我們的這個階段的交往時,曾寫過這樣一段文字: 我和谷溪最初相識在文化革命這幕戲劇的尾聲部分。在這幕社會戲劇中,我們扮演的角色原來屬于兩個相互敵視的“營壘”,漫長而無謂的斗爭,耗盡了所有人的熱 情,帶來的是精神上的死一般的寂寥。文化革命作為沒有勝利者的戰爭結束了,但可悲的是,失敗者之間的對立情緒仍然十分強烈。意外的是,我和谷溪卻在這個時 候結成了朋友。把我們聯系起來的是文學這個久違了的字眼……共同的愛好使我們拋棄了派別的偏見,一起熱心地投入到一個清風習習的新天地里,忘卻了那場多年 做不完的惡夢。 見《路遙文集》第二卷“土地的尋覓”) 最初看到路遙的習作多是一些“順口溜”。但是,他非常勤奮,頗有靈氣。雖然回了農村,三不六九地進城來找我看他的新作。為了給他提供一個較好的讀書學習的 機會,我以培養農村通訊員的形式,將他調到縣革委會通訊組。每月發18元誤工補貼,和我住在一個窯洞里。在搞通訊報導的同時,我和白軍民、王荊竹、曹伯植 等同志一起組建了“延川縣工農兵文藝創作組”,開展群眾性的文藝創作活動。縣革委會領導馬志亭、申昜等同志對我們的活動都非常支持。先后將永坪中學的語文 教師聞頻、北京插隊知識青年陶正、林達等創作骨干調進縣城。在這個時期,我們經常在一起下鄉采訪,一起研究稿件,舉辦“詩歌朗誦”和文藝晚會。路遙和陶正 創作的歌劇《蟠龍壩》、路遙和聞頻創作的歌劇《第九支隊》在城鄉演出,大受好評;我們合作編著的詩集《延安山花》由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國內外發行二十八 萬八千冊……當時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陜西日報》都對延川縣群眾性的文藝創作活動進行了份量較重的報道;在這個縣里,路遙的創作成果,使許多 人驚奇地發現了他非同尋常的文學天賦和藝術才華!不管歷史如何評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我且執意認為兩萬多名北京知識青年到延安插隊,給陜北這塊古 老而沉寂的土地帶來了新的生機。在京都文化和鄉土習俗的沖撞與融合中,路遙的心靈世界里樹立起了一個更為輝煌的人生坐標,他從平凡的世界中發現了人生的終 極意義,并且在這個基礎上,建造屬于自己的文學大廈……也就是在這個時候,路遙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思想認識,藝術素養和生活積累諸多方面的準備嚴重不足, 他渴望自己能去一所理想的大學里去深造!1973年,全國的許多大學開始招生,路遙喜出望外。可是,就在他正為自己的愿望將要實現之際,又有一瓢涼水潑在 了他的頭上。首先來延川招生的是陜西師范大學,縣革委會首推路遙。可是,這個學校在政審中發現他是個文革中的“造反派頭頭”,認為是“三種人”,拒絕錄 取。這個意想不到的打擊,幾乎使路遙又一次陷入絕望的痛苦之中。 如果說,三年前申昜同志在縣革委會核心小組會上,排除來自派性的干擾,秉公執法,免除了路遙有可能蒙受的冤獄之災,那么,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作為這個縣 的縣委書記,他三次親自去延安大學,力薦路遙,更見其非同尋常的膽略和遠見。當時,延安大學中文系黨總支書記,系主任是郭玉寶。負責學生工作的系總支副書 記申沛昌是申昜同志的堂弟。在此之前,郭玉寶和申沛昌曾帶著中文系“試點班”的20多名學生,來延川“開門辦學”。他們對路遙的才華和文學創作中所取得的 成就都有所了解。延安大學負責全盤工作的王云風同志,又是申昜上“邊區師范學校”時的老師。他堅信,自己的努力,一定會使“路遙”這個人才不會被埋沒。是 啊,中央文件明確規定:在處理文化革命的問題時,凡初中學生的,不予追究;是高中生的,記錄在案,但不作處理。可是,“左”一點,總比“右”一點好的實際 情況,使許多老干部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申昜同志反復向延大中文系和學校領導解釋:路遙在文革中是“初中學生”,“清隊”時已作過審查結論,許 多報刊對路遙的文學創作情況給予肯定和好評……申昜代表縣委保送路遙,終于實現了他進大學“深造”的愿望。1976年,路遙從延安大學畢業。《延河》雜志 主編王培祥、副主編賀鴻鈞親自來延安,想讓路遙到《延河》雜志去當編輯,又是申昜和我陪著他倆去見延大校長張遜斌和中文系領導申沛昌。為其從事專業文學創 作,構建他心中那“文學大廈”奠定了一個結實的基礎。 1992年,也就是路遙病逝的那年四月,路遙和我在西安整整拉了三個通霄。那是我和路遙的交往中交談時間最長,交談內容最廣泛、最深入一次的敞開肺腑的傾 訴。幾乎將他四十二年的生命歷程,作了一次系統的回顧和梳理。第一天晚上,在省作協路遙的辦公室里,另外的兩個晚上,他讓航宇在“雍村飯店”登記了一個標 準間。當時,我對路遙的這一次交談感到驚異。他為什么要對我講這么多事情呢?也許,是他對自己生命的終極時刻,有了某種可怕的預感!在那次漫長的交談中, 路遙給我講述了許多位曾給予他巨大支持和幫助的好領導、好朋友,本文所講的申昜,就是其中的一位。是的,申昜同志是路遙非常敬重的一位長者。他曾在一封給 申昜的信中說,申昜給了他“父親無法給予的支持,母親無法給予的關愛”!再過九天,就是作家路遙逝世十五周年的祭日,我撰寫此文,以示對路遙的懷念,對申 昜同志和所有支持路遙,關心路遙的朋友們的衷心的感謝!
 2007年11月8日于延安鳳凰山麓

關鍵詞:申昜 投稿郵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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