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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路遙與真實的《平凡的世界》

2016-06-06 17:16:16 作者:未知 來源: 網友評論 0

在新中國文學的天幕上,路遙猶如一顆流星,在短暫寫作生涯里,給中國文壇留下了一道難以磨滅的輝煌。其作品展現出奮斗不息的昂揚斗志曾經感染了無數讀者心靈,激勵著一代又一代青年走向了自己的人生征程。可路遙的一生經歷了許多常人難以想象的郁悶、痛苦和煎熬,以至于他不惜以生命為代價去完成《平凡的世界》這部長篇小說。讓我們走近路遙,一起去感悟他平凡而又悲壯的人生旅程、透視其鮮為人知而又跌蕩起伏的內心世界。
    終生與貧窮為伴
    路遙1949年12月3日生于陜北清澗縣,原名王衛國。他的家庭是一個人數眾多的群體。父母親是目不識丁的文盲,有五個兒子,三個女兒。身高只有1.5米左右的父親用一副侏儒般的鋼鐵雙肩,挑起了全家十口人的生活重擔。為了生存,在路遙七歲時,父親就決定將這個長子過繼給他的哥哥、遠在延川縣的王玉德。對于路遙在父母家的生活,他最深刻的印象是饑餓與屈辱。父親性格軟弱,活得很窩囊,過的是被拋棄的生活。小時候,別人家的孩子把他打一頓,回來后希望得到家里人的支持,但得到的是父親再打一頓。路遙一直在伯父家度過了他的學生年代。伯父也是農民,沒有孩子,家里也很窮,他時常為買不起幾分錢一支鉛筆而發愁。當時,路遙衣衫襤褸,褲子破了不敢到別人面前,有人搞惡作劇,專門把他拉到人群里,惹得哄堂大笑。貧困艱難的生活給路遙留下了永生難忘的印象,他幼小的心靈受到極大創傷。
    伯父和伯母是不想讓路遙上學的,他們一心想在土地里培養這個養子,讓他在未來接替伯父的班。為了證明自己,他參加了考試,結果從一千多名考生中脫穎而出。可伯父無力再供他上學,就找來勞動工具,讓他砍柴、放羊。他憤憤地把繩子、鋤頭扔進溝里,最后通過與家里談判,勉強給每月25市斤糧票。不夠吃,學習完后,他在野地里找亂七八糟的東西吃。這段饑餓和屈辱的經歷對路遙的人生和創作心理的形成產生了深遠影響。《在困難的日子里》、《平凡的世界》等都有作者本人的苦難身影和辛酸烙印。我們可以感受到可怕的生活窘境以及少年路遙獨特的心理歷程。
    1973年,路遙作為工農兵學員被推薦上大學,因當過紅衛兵頭頭,北京師范大學和陜西師范大學都不敢要他,最后延安大學中文系的領導申沛昌冒著風險拍板,路遙才邁進大學校門。大學里,路遙的生活是很簡樸的。同學白正明說,一身灰的卡服是他的禮服,“老三樣”(白、黃、玉米發糕)吃飯后一碗開水沖菜湯是他很喜歡的美味佳肴。“兒子上大學前靠家里,上大學后靠的是林達,林達是北京人,家里境況好,在經濟上給了兒子很多接濟,就連背到學校里去的被子和褥子,都是林達給準備的。”路遙的養母李桂英老人說。
    路遙的《人生》在全國獲獎了,但他到北京領獎的路費還是給四弟王天樂(當時《陜西日報》記者)借的。路遙曾與朋友說過,《平凡的世界》那點稿費,還不夠他那幾年抽煙的錢。茅盾文學獎的獎金除了應酬文學界的朋友,就是還債。王天樂曾經回憶路遙獲得茅盾文學獎后的情景:“路遙在電話上告訴我,去領獎還是沒有錢,路費是借到了,但到北京得請客,還要買100套《平凡的世界》送人,讓我再想一下辦法。”這對今天的我們來說是多么的不可思議……一個獲得茅盾文學獎的人,沒有路費去領獎,更沒有錢去買自己寫的書!王天樂告訴他今后再不要獲什么獎了,如果拿了諾貝爾文學獎,他找不來外匯。路遙只說了一句話:日他媽的文學。
    路遙在陜北農村有兩個家。四個生身父母和養父母,還有眾多兄弟姊妹,都需要他一一幫扶和贍養。何況故鄉的人們,遠親近鄰,七舅八姑,哪個鄉下人遇到難處,能不向這位出了名的作家伸手?在城里還有小家,他極不善精打細算,日子過的真夠窘迫。路遙為改變自己經濟情況作過不少努力:為了賺錢,他還炒過股,甚至開價5000元給企業寫報告文學。但換來的5000元稿費,卻是在路遙病倒昏迷后才拿到的。去世后只留下1萬元的存折和近萬元的欠賬。
    仕途的失敗與留戀
    路遙七歲離開親生父母過繼給伯父,養母靠著乞討供養他上中學。路遙和家人當然是希望他能夠謀得一個公家人的身份,脫離農村進入城鎮,進而出人頭地、建功立業,贏得人們的尊重。但是中國城鄉二元經濟和社會結構、戶籍管理、計劃供應等制度在城鄉之間構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由于“文革”的爆發,升學毫無指望,惟一的出路只能是回鄉當個農民。這對于路遙來說,是痛苦的選擇。但時代好像為路遙提供了一條更加快捷、輕松的道路。出于對毛主席的無限崇拜,他滿懷激情地投入到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洪流中,依靠其出眾的寫作、演講、組織才能,從一名普普通通的初中生一步一步當上全縣紅衛兵頭頭,晉升為“軍長”。大聯合后,路遙以群眾代表的身份被結合為延川縣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成為名噪一時的風云人物。
    但是“好運”轉瞬即逝,在變幻莫測的政治斗爭中,路遙跌向了深淵。在“清理階級隊伍”的政治運動中被罷免了縣革委會副主任的職務,于1969年年底被徹底趕回老家郭家溝村務農。這個只有十八歲的少年難以承受這種風云突變的打擊,他哭了,哭得肝膽欲裂……他的干姐、作家劉風梅曾看到路遙在冬天穿一身白,白褲、白衫、白腰帶。后來問他為什么穿一身白?他說他是給自己戴孝。這足以說明這種政治仕途的無望給他帶來的刺痛。
    路遙是在政治仕途被堵死的情況下才決心從事文學創作的,但是他本人一生都沒有放棄政治。這在作品中不自覺地流露出來:且不說路遙在《平凡的世界》大段引用《人民日報》等官方報紙的社論,也不說這部作品中對各級官員之間復雜關系的描寫,就說路遙把孫氏三兄妹的愛情寫成都與高干子女有關、孫氏三兄妹的愛戀者和競爭者的父親無一例外都是官場上的高官大官(而不是金錢上的富有)。這樣的安排,似乎印證了路遙看重的更多是社會地位、社會身份,而不是財富;潛意識里也流露出他對高官顯貴的認可和渴望。據說路遙“文革”結束后在擔任陜西省文聯主席期間,在文聯大院里進進出出,勇猛而好戰,令他的對手們聞風喪膽。陜西作家賈平凹在《懷念路遙》一文中也曾寫到,在延川的一個山頭上,他(路遙)指著山下縣城說:“當年我穿著件破棉襖,但我在這里翻江倒海過,你信不!”在省作協換屆時,票一投完,他在廁所里給賈平凹說:“好得很,咱要的就是咱倆的票比他們多!”然后把尿尿得老高。
    遠村在《路遙二三事》中曾寫到:“路遙曾說,每個人都無法回避政治,但政治又不是我們生活的全部,文學與政治從來未分過家。他病情十分嚴重,幾乎看不清東西,還堅持看報、看電視,關心十四大的人事安排,還說等他病好了,要把作協搞好。”這說明,在內心深處,路遙有著對政治仕途的留戀。可惜的是,關注時政的路遙無法成為一個政治家,縱然他具備政治家的天賦和氣魄。仕途失敗的陰影一直潛伏在他內心深處,即使“文學”這個神奇的藥方,也不能撫平路遙心底的傷痛。
    苦澀的婚戀
    在引導他走向文學之路的好友、詩人曹谷溪撮合下,路遙在人生最為輝煌時刻與北京知青林紅展開了他一生中最刻骨銘心的戀情。1970年延川縣招工,路遙爭取到了一個指標,但是他把這個名額轉讓給了林紅。生活總有許多說不清的巧合,渾身長瘡,折磨得兩個月不能行走的路遙被縣革委會宣布隔離審查。當天中午,林紅因路遙的“農民身份”而提出斷交,愛上了一位支工的解放軍下級軍官。林紅的離開對他有重要影響,路遙一生都沒有走出這段戀情所帶來的幸福與陰影。在他的成名作《人生》中,走進縣城變為城市人的高加林拋棄農村姑娘劉巧珍可能就是北京知青林紅拋棄路遙的翻版。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曉霞也可能有林紅的影子。
    仕途失敗、初戀受挫,路遙痛不欲生、徹底絕望,不得不回到農村。在干爸、大隊支書劉俊寬幫助下,當了民辦教師,重新過起物質上窮困和精神上孤獨的生活。他只好用寫作來充實自己,因時而在曹谷溪主編的《山花》上發表詩作最后被借調到縣委通訊組。這時,頗具文學才華的另一位北京知青林達走進了他的生活,用愛撫慰了他的創傷。路遙考上延安大學后,大多經濟來源是靠林達資助的,正是因為有了林達,路遙在延安大學能夠安心讀書和進行文學創作。
    路遙離開延安大學后擔任文學期刊《延河》編輯,到西安工作。后來林達也分配到西安電影制片廠。他倆1978年1月結婚,1979年生下了他們的女兒路遠。遺憾的是,婚后生活并沒有起初想象的那般甜蜜,更談不上和諧、幸福。他沒有享受到夫妻之間真正的恩愛,或者說這種恩愛的時間十分短促。作為“農民的兒子”的路遙希望妻子是一位能體貼入微,對自己學習、工作,都能夠有所幫助的妻子。在潛意識里,也許只有《人生》中的“劉巧珍”才是他最好的“媳婦”,但林達是一個具有“小資”情調和獨立意識、事業心極強的現代知識女性。讓她放棄事業心甘情愿地去做一個家庭婦女,那是萬萬不可能的。而半夜寫作、通宵達旦,早晨從中午開始,尤喜獨處而又時常“封閉”自我的路遙讓林達難以適應、無法容忍。在林達看來,她希望有一個體貼自己能夠保持正常的夫妻生活的好丈夫,而不是一個不管家,甚至一個不管她的貼著各種光環的“圣人”。在生活習慣、性格上的差異也越來越凸顯,一度達到激烈沖突的程度。短短幾年時間,路遙和林達就行同陌路。
    1980年秋末冬初,回到延安的路遙向自己的好朋友、陜西作家高建群訴說自己的不幸。他在延安呆了三天,為了安慰路遙,高建群在賓館里陪他住了三天。之后為他寫了一首詩,詩中有這樣句子:“自然,我們的生活無限美好,歌聲總是多于憂愁。但是,誰能保證說,我們沒有被命運嘲弄的時候。有一天早晨一覺醒來,生活突然出現了怪誕的節奏,你的妻子跟著別人走了,一瞬間你是多么孤獨!”以后的幾年中,林達多時提出離婚,路遙因《人生》小說與電影轟動全國,他怕給自己造成負面影響,更怕給自己親愛的女兒帶來很大的傷害而一直是一拖再拖。在寫作《平凡的世界》過程中,路遙四弟王天樂也是想讓他先離婚,不要維持那個有名無實的家庭了。不如找一個陜北女孩,不識字最好,專門做飯,照顧他的生活。結果還是因為他女兒的問題,又一次放棄了調養身體的機會,繼續過著“二個蒸饃,一根大蔥”,饑一頓、飽一頓的無規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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